川江水文石刻 述說江河千古

陶 靈

在川江沿岸巖石或江中的石梁上，古人常用鑿刻文字的方式，記錄當?shù)厮�情變化，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水文資料。葛洲壩和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設(shè)計，以及三峽庫區(qū)175米蓄水方案的確定，也參考了這些資料。同時，古人在水文石刻中題詩作文，傳頌一個個人文故事。

枯水石刻顯露  傳說來年豐收

川江水文石刻分枯水石刻和洪水石刻兩種，而最早出現(xiàn)的是枯水石刻。古人比較重視枯水變化情況的記載，重慶至宜昌河段有枯水石刻11處，共362段，其中重慶境內(nèi)江津蓮花石、朝天門靈石、涪陵白鶴梁、云陽龍脊石最為著名，與奉節(jié)夔沱記水碑、豐都龍床石、巴縣（現(xiàn)重慶市巴南區(qū)）迎春石稱為川江七大枯水石刻。

1987年3月20日川江枯水期，長江航務(wù)管理局川江港機廠職工謝全良在江北魚嘴下游約4公里的蔣祠沱江邊散步時，發(fā)現(xiàn)了一塊外形像老鼠的石頭，稱之“耗兒石”，上面刻有1051年前的枯水石刻：“大蜀明德三年歲次丙申二月上旬此年豐稔倍常四界安怡略記之水去此一丈”。這比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有實物及拓片、有明確紀年的水文石刻——涪陵白鶴梁北宋開寶四年（971年）謝昌瑜狀申題記，還要早35年。由此，川江有了八大枯水題刻。

八大枯水題刻中，據(jù)文字資料記載，重慶朝天門靈石是川江最早、最枯水位的石刻，位于朝天門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水下石梁中部的石盤上，長約200米，上面鑿刻著從東漢建武年間到清康熙年間，共17個年份的枯水記錄，因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在上面鑿刻的《靈石社日記》，正式稱之為“靈石”。

涪陵白鶴梁是涪陵城北長江中的一道石梁，冬末春初枯水季節(jié)露出水面，以約15度的斜坡呈一字形自西向東伸展，順水方向長約1600米，主體部分220米，寬約15～20米，隨水位高低而變化。白鶴梁從唐廣德元年(763年)所刻兩條石魚開始，有74個枯水年份的水位記錄114段，是川江中記載水文變化年份最多的石刻，至今已逾1200余年，因此譽稱為長江上最古老的水文站。這兩條石魚稱之“廣德魚刻”或“唐魚”，每條魚36片鱗甲，一條口含蓮花，一條口含靈芝。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州牧(刺史) 蕭星拱見“廣德魚刻”模糊不清，于是命石匠緊挨其旁邊，重新鑿刻了兩條鯉魚替代，每條也是36片鱗甲，一嘴銜蓮花，一嘴銜靈芝。蕭州牧重刻的這對鯉魚水文價值最高，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石魚眼睛的海拔高程為137.91米，與當?shù)亓泓c水位的海拔高程相差甚微，以此推算出了1200多年來川江枯水的變化周期，為葛洲壩和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設(shè)計，提供了水量計算的史料數(shù)據(jù)，并且三峽庫區(qū)175米蓄水方案的最終確定，也參考了白鶴梁的水文資料。

川江古人為何如此重視枯水石刻呢？民間流傳，當年冬月至來年春季，川江枯水期水位越低，來年風調(diào)雨順、獲得豐收的希望就會越大，于是古人為了這個美好的愿望，每遇低水位的年份時，便在江中的巖石上一次次鑿刻文字，再一次次期待低水位時石刻顯露，獲取豐碩的成果。朝天門靈石因此也稱豐年碑、義熙碑、壅熙碑，“熙”含義興起、興盛，“壅”是堆積的意思。

枯水題刻的“豐年意識”民俗文化，在涪陵白鶴梁、江津蓮花石等石刻中表現(xiàn)都是一致的。涪陵白鶴梁在枯水時顯露出來，古人有“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的經(jīng)驗之談。江津蓮花石是城區(qū)東門外北側(cè)江中的一塊巨石，面積800多平方米，由36塊大小礁石組成，并交錯露出江面，宛如一朵盛開的蓮花，上面有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近800年間的枯水水位石刻，它常年沉于水下，僅在江水特枯年份的早春時節(jié)才露出水面。石刻中有清道光癸未(1823年)的題詩曰：預兆豐年歲，江心現(xiàn)碧蓮�！端拇ㄍㄖ尽分薪榻B蓮花石“石不常見，見則年豐”。

枯水石刻露臉  并非豐年好運

從東漢建武年間至今的近2000年里，朝天門靈石僅僅只顯露過十多次，100多年才讓人們見到一次它的“廬山真面目”。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靈石現(xiàn)身，全城百姓傾城而出，擁向朝天門，爭先恐后觀看。

靈石最后一次露臉是什么時候，眾說紛紜。《長江上游航道史》記載，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慶豐年碑現(xiàn)”以后，至今300多年尚未發(fā)現(xiàn)有露出水面的記載。文物專家考證，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就再也無人見過靈石”，“也沒再被文獻記載”。也有文史專家說，靈石最后一次露臉是1937年，這年重慶大旱，從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四川盆地連續(xù)300多天沒下大雨，重慶城川江水位異常低落，降到了零點水位線下0.73米，支流嘉陵江的很多地方可以徒涉而過。船王盧作孚借鑒川路輪船公司經(jīng)驗實施的“川江枯水三段航行”，就是這個時期。這位文史專家主要是想告訴世人，靈石顯露并不一定就是豐年。他還列舉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靈石露出水面，這年卻大饑；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至來年（1684年）春，豐年碑又一次現(xiàn)身，該年重慶又是大旱大災，5至8月基本沒有下過雨，樹木幾乎都枯死完了。

涪陵白鶴梁的兩條鯉魚也在1937年初春露出水面。白鶴梁最晚的石刻是1963年2月所刻的三首詩，石刻書法出自陳南屏之手，他在1937年初春第一次見到了那兩條鯉魚。重慶地方史料和《中國氣象災害大典》記載，這年“涪陵、彭水旱日久，田地枯裂”，并沒因石魚出水而帶來豐年好運。

即使靈石最后一次露臉是在1937年，至今也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今天的我們很想見到它的“廬山真面目”。2003年2月5日至9日，朝天門水位跌落當?shù)亓闼�位線下，文物專家認為是尋找靈石的最佳時機，于是遍訪老船員鎖定范圍后，組織人員在朝天門外的江邊沖刷泥沙、挖掘探溝，希望“靈石現(xiàn)身”，但一直未發(fā)現(xiàn)靈石的蛛絲馬跡。隨著2003年6月三峽庫區(qū)開始蓄水，川江渝宜段水位提高，這次的岸上尋找工作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只能通過潛水員在水下尋找靈石。

川江洪水石刻  不乏詳細記載

川江洪水石刻遠沒有枯水石刻那么著名，出現(xiàn)的年代也較晚，但數(shù)量卻多達178處，有的刻在江岸的巖石上，有的鑿在古跡廟宇建筑中，還有的記在百姓房屋院壩里，都不乏詳細地記載了川江洪水水情。

據(jù)文獻資料記載，從西漢初至1986年的2000余年里，川江共發(fā)生較大的洪水66次，平均約33年一次。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鑿刻在重慶忠縣東云鄉(xiāng)（現(xiàn)忠州街道紅星社區(qū)瓦渣地）汪家院子后面石壁上的“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漲去耳史二道士吹篪書刻以記歲月云耳”，是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的川江主航道上最早的洪水石刻記錄。同在東云鄉(xiāng)離汪家院子不遠的選溪溝巖壁上，刻于次日的“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洪水石刻，文字旁邊還標刻了一條水位橫線。這年的川江支流涪江、沱江江水暴漲，涌入川江，造成宋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洪水，當代根據(jù)洪水痕跡實測，汪家院子洪水水位為158.47米、選溪溝為156.35米。由此看出，第二天洪水開始退去，水位下降了2米多。

74年后川江又出現(xiàn)洪水，這次更大，超過紹興二十三年的洪水約一米，汪家院子后的石壁上再次刻下洪水記錄：“寶慶三年丁亥去癸酉七十五年(指紹興二十三年)水復舊痕高三尺許六月初十日嗣孫道士史龔明書記”。

忠縣還有更多的洪水石刻，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縣城西的斜石盤上刻有“大明庚申加(嘉)靖卅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水到此”的記錄，石寶鎮(zhèn)山羊村巖石上刻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蕊”的文字，蕊字旁劃了一橫線，表示水位。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縣城西的斜石盤上又刻下了“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查出大水碑繼”的洪水石刻。

川江洪水石刻記錄最多的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洪水，共90處，也是我國歷史洪水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碑刻最多的一場洪水。這年7月中下旬，四川盆地及長江上游連降大、暴雨，川江出現(xiàn)特大洪水，巴南、涪陵、豐都、忠縣、萬州、奉節(jié)等地遭受重創(chuàng)，洪水還致使中游洞庭湖區(qū)堤垸潰決，湖北枝江、公安等城鎮(zhèn)被淹，為“數(shù)百年未有之奇災”。這90處洪水石刻，主要刻記了最高水位位置和發(fā)生日期，部分石刻對洪水漲落過程進行了簡略的描述。這場洪水石刻僅在云陽就有6處，其中2處在川江支流磨刀溪的普安鄉(xiāng)姚坪村境內(nèi)和澎溪河的渠馬鎮(zhèn)王爺廟旁。磨刀溪姚坪村石刻文字意味深長：“大清同治九年庚午歲大水到此楊明升苦苦刊立光美書”，因文中用到“苦苦”二字，想必楊明升在這場洪水中遭受重創(chuàng)，為讓后人記住，用心良苦地請人書刻了這個石刻。渠馬鎮(zhèn)王爺廟的石刻距澎溪河匯入川江口約50公里，三峽庫區(qū)蓄水后漫入此處，淹沒了這個石刻，由此也可見當時的洪水之大。在云陽的6處洪水石刻中，張飛廟杜鵑亭后面石崖的半腰上“大清同治庚午洪水至此”的記載，是其中頗有名氣的，得益于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張飛廟的聲譽。這場洪水水位至150.35米，云陽縣城東、南臨江部分的房屋皆被沖毀，經(jīng)兩任知縣努力才得以修復。始建于蜀漢末期的張飛廟，大部分建筑被洪水沖毀后，只得重建。現(xiàn)在這個石刻因三峽庫區(qū)蓄水，已隨張飛廟整體沿江上遷約20公里，在云陽新城江對岸175米蓄水線上，靜候世人的謁拜。

川江石刻題記  傳頌人文情懷

川江石刻除了記錄當?shù)厮�文變化情況外，還涉及政治、經(jīng)濟、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內(nèi)容，以詩、記、銘等文體和書、畫藝術(shù)再現(xiàn)，這類石刻稱之為題記、題刻，表現(xiàn)形式最為普遍的是書法作品，以涪陵白鶴梁、云陽龍脊石為最豐富，有的字大如斗，小如粟，有楷、行、草、隸、篆各體，有顏、柳、歐、蘇等各派，樣樣俱全，異彩紛呈，甚至涪陵白鶴梁上還有一條蒙文題刻。

涪陵白鶴梁有各類石刻179條，絕大部分為文字，其中有石魚雕刻14尾、觀音像2幅、白鶴圖1幅。這些題記、題刻的作者多達300多人，約12000字，薈萃了書法、詩文精品，不乏黃庭堅、朱昂、王士禎等這些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的作品，究其規(guī)模和藝術(shù)品質(zhì)稱之書法藝術(shù)寶庫和古詩長廊，一點不為過。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個寒冬，少年時代的我乘一葉扁舟，踏上了云陽龍脊石的石梁。它位于云陽縣老城的江心，是一處長200余米，寬10多米的砂巖石，冬春枯水季節(jié)露出水面，但一般年份中部仍潛于江中，形成東西兩個小島，只是在低水位的枯水期，中部才浮出水面，與兩個小島連在一起，宛如一條潛于江中的巨龍露出脊梁，故名龍脊石，又稱龍潛石。上有自北宋元佑三年（1088年）以來的石刻題記170余處，其中有53個枯水年份的68段水文石刻題記。

龍脊石中部有個海碗大小的孔洞，傳說是潛龍的肚臍眼，我好奇地伸手想在里面去掏點什么，卻全是河砂。旁邊的人告訴我，以前上龍脊石的人，都要丟一枚銅錢在龍肚臍眼里面，從此不會有肚子痛的毛病。因為不興用銅錢了，我便丟了一枚5分的硬幣進去。

題記中常見的古詩詞里，或許都包含著一個個悲喜才情的故事。

江津蓮花石上題有一首古詩：“買舟重到幾江濱，煙水空蒙夜月新，回首琵琶歌舞處，翠鈿冷落不成春�！痹姷淖髡呓兄x秋芳，弄清她題詩的背后故事，不禁潸然淚下。

相傳明崇禎年間，貌美且多才多藝的瀘州名妓謝秋芳，與在瀘州做官的江津人楊生相識、相愛。后來楊生被誣受貶回鄉(xiāng)，離開瀘州時承諾，回鄉(xiāng)湊錢為謝秋芳贖身。哪知過了一年，卻不見楊生的蹤影。于是謝秋芳自己出錢贖了身，獨自到江津?qū)ふ覘钌�。她這才得知并非楊生薄情食言，而是他已在回鄉(xiāng)途中郁疾而亡。悲痛欲絕的謝秋芳竟在蓮花石跳江殉情，并留下了此詩。

后人又在蓮花石上做詩，紀念謝秋芳的忠貞愛情：琵琶聲咽晚江濱，勝句留題石上新。名妓名花共今古，年年占得一枝春。

（選自《川江往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